【每日新书】《乡土中国》|寻踪溯源乡土社会的结构伦理，理解传统，读懂中国

核心书摘：

《乡土中国》在1948年首次出版，之后多次印刷，一直畅销不衰。而且它还被收录进了“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图书”，可以说是每个高中生的案头必备之书。为什么教育部对一本七十多年前的书如此青睐呢？因为这本书讲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是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和社会伦理的基础读物。另外，这样一本社会学著作在豆瓣上竟然有56万个评价，评分高达9.2分，可见它的份量之重。

本书不是一本学术专著，而是费孝通应当时一份杂志：《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辑录而成。有意思的是，之前台湾曾经出过几个盗版，其中一个还把费孝通的名字打错了，把中间的孝字弄丢了，变成了“费通”。很讽刺的是，“孝”恰恰是《乡土中国》重点讨论的核心内容。

这本书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中那些我们看不惯却又无可奈何的东西：为什么父母一代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且要叶落归根？为什么传统的农耕文明发展出的是熟人社会？为什么中国的乡村那么多的礼节？为什么我们处处讲究“关系”，攀交情讲圈子却不重视权利和契约……可以说，读懂《乡土中国》，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了解我们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于作者：

费孝通，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的人。

学什么：

1、乡土本色

2、差序格局

3、家族中的亲密感

一、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作者建议我们，要多关注那些看起来土头土脑、乡里乡气的乡巴佬，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组成部分。

费孝通说，第一眼看过去，乡下人是“土气”的。“土气”这个词总结得非常好，说明了我们中华文明的特征，是黄土文明，是农耕文明。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费孝通初次出国时，他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子底下。奶妈特地避开别人和费孝通说，假如到了洋鬼子的地方水土不服了，或是老想家时，就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拿出来，煮一点汤吃。因为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是有灵性的家乡土，可以治愈思乡病。

而在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中，则不会有这样的传统。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则可以跟着工厂四处迁移。但种地的人不一样，没法搬走地，只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还要让子孙们一代代承继下去。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老农跟长在土地里的庄稼没啥区别，都被限制在了这片土地上。所以说，“土气”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不流动。

因为不流动，构成乡下的每个村落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经过多年的磨合，形成了一套与熟人社会相适应、具有本地人情特色的礼俗。这里的“礼”不是“道理”的理，而是“礼貌”的“礼”，儒家讲的“克己复礼”的“礼”。这个“礼”就是老辈人说的规矩，只有在它的范围内，你才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其实讲的是“学礼”的过程。“学”是和陌生东西的最初接触，“习”则是和这个陌生的东西不断地磨合熟悉，“不亦乐乎”是指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乡下，我们经常看到大家要攀交情、扯关系，就是要找到那种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因为只要亲密了，一切就都有通融的余地了。就像乡下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咱们都是老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再客气就见外了不是？”

但时代注定是要往前走的，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原来以村落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开始土崩瓦解，变成以城市为单位的“陌生人社会”。在城市里，要打交道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因为彼此不熟悉，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很多事情就得事先讲个明白。有时口说无凭，还要签字画押，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在这样的环境变迁中，原来乡下那套俗礼就再也玩不转了，于是，“洋气”代替“土气”变成了时代的潮流，成为人们喜欢的对象。

在城里人看来，乡下人除了“土”，还很“笨”。因为在费孝通调研的那个时代，那里不认字的文盲特别多。但他们真的是因为“笨”而学不会吗？费孝通并不这样认为。他举了两个形象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一次，他看到乡下人刚进城时，在马路上听见背后的汽车连续摁喇叭，就吓得慌了手脚，东躲也不是，西躲又不是。旁边的城里人都忍不住嘲笑：“连过马路都不会，真笨啊。”但这是笨吗？费孝通想起刚下乡时，那些城里去的女学生们连青草和庄稼都分不清楚，记得当时乡下人切切私语说：“城里人白长了双大眼睛，连草和麦苗都分不出来，真笨！”

还有一次，费孝通看到一群孩子在田野里捉蚂蚱。里面有些是大学教授的孩子，一群“学得快、成绩好”的娃；还有一些是乡下娃，父母多是文盲，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不好。但在捉蚂蚱的时候，那些聪明的城里娃笨手笨脚、屡扑屡失；而乡下孩子却一扑一个准儿，目光机灵，身手敏捷！费孝通感慨道：当我们用识字量来衡量人们的智力，说乡下人笨的时候，说不定人家会拿逮蚂蚱来衡量我们，嘲笑我们笨得要命呢！

在他看来，乡下人之所以不认字，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不一样，不需要人们识字，他们没必要学习。城市社会里有很多新生事物，人们光靠口口相传是没法应付的，必须得识文断字，能看报纸，看书，甚至还要懂外文。相比之下，乡土社会是一成不变的，甚至“新闻”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带有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经验，更不需要理论创新，光靠口头语言就足够了，为什么要花精力学认字呢？

在乡下，如果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难题，他必然能在村落里找到一个年长的人当面讨教。因为大家处在同一个环境里，走同一条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人踩着先走的人的脚印，就不会走错。所以在乡土社会中，富有经验的老人会更受尊重，因为他“吃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所以乡土社会很看重传统和规矩，因为那是一代代人总结、流传下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乡下人不愿意花精力读书识字，除非你改变这种乡土性，否则上面再怎么努力也白费功夫。实践证明，费孝通的看法是对的。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学扩招，人们发现，读书考大学能改变命运，乡土社会才开始重视教育，而人民的知识水平也开始直线上升。

最后，城里人还经常数落乡下人，说他们“自私”。可是，城里人就不自私了吗？费孝通是苏州吴江人，他的故乡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人人家后门都有一条河，听起来再美丽不过了吧。但在费孝通眼里，天下再没有比这些河道更脏的地方了，因为那时候的苏州人不管什么东西都往这些河里倒。有些人家干脆不修厕所，明知道别人家有时会在河里洗衣裳洗菜，却毫无顾忌地排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河水不是自己家的，是公有的。

就从这件小事看，你能说城里人不自私吗？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公有的就意味着可以占便宜，意味着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但“自私”的确是从乡土社会土壤中结出的一颗恶果。虽然人们的身体进了城，但骨子里的“自私”基因仍停留在乡土社会。那么，为什么乡土社会成为了繁衍“自私”的土壤呢？这就得说到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了。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解剖中国传统社会时，所提出和使用的是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现在也是社会学通用的分析方法。大意是说，在乡土社会中，每一家都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我们假设有个朋友给你写信，说他要“带一家人”来拜访你。你可能以为这个“一家人”就是他和他的太太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但见面后你可能惊恐地发现，他还带了七大姑八大姨，那是一个家族的人！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叫做奇葩，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类似事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在乡土社会中，这个“家”字是伸缩自如的。“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的范围更广，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家”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为什么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这就是乡土中国特有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形象地把东西方社会格局比作“一捆捆柴”和“一圈圈涟漪”的关系。西方的社会格局就像是一捆捆柴，每根柴就是一个团体，你要么是团体的一份子，要么就是圈外人，边界非常清晰。但东方的社会格局不一样，它更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引发的一圈圈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每个人都是一个石子，处于他的社会影响力一层层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大圈小圈的边界也是模糊不清的。

乡土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亲属关系，它就带有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个亲属关系网络就象个蜘蛛网，中心是我们自己，“一表三千里”，可以推到七大姑、八大姨那里。每个人的网都不一样，即便是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还是不一样。因此，以亲属关系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是第一位的。

除了亲属关系，乡村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即“地缘关系”。以前的人经常称呼“乡亲”，因为同乡而亲近的意思。每一家都以自己为中心，划出周围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就是“街坊”。中国有句俗语叫“远亲不如近邻”，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抬棺材，靠的都是街坊。

无论是“亲戚”还是“街坊”，它的范围都是有弹性的。象《红楼梦》中贾府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之后还有亲戚的亲戚，如宝琴、岫云什么的，都能攀上。但贾家一旦衰落，树倒猢狲散，那些亲戚都避之唯恐不及，亲戚的圈子也缩成了极小的一团。到最极端时，可能就跟战国时期苏秦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一样了，妻子不拿他当丈夫，嫂子也不把他当小叔子。而“街坊”呢，有势力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所以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而且，就像一圈圈涟漪总有个“中心”一样，有靠近中心的，有远离中心的。所以说，不同的圈圈之间有差别，有序列的。越靠近中心，代表社会关系越近，相互间的影响力就越大。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这种差序格局就是儒家常讲的“人伦”。“伦”是什么？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儒家讲“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像对待自家老人、自家娃那样对待别人家的老人和别人家的娃。但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及”字，要先对自家老人、自家娃好，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地推到别人身上。

和儒家“人伦”对应的，是“无差等的爱”。那什么是“无差等的爱”呢？西方的耶稣教讲究“普爱天下”，甚至爱他的仇敌，这就是无差等的爱。而春秋时期的墨家主张“兼爱”，这也是无差等的爱。儒家领袖孟子认为这种说法是“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就是因为墨子没有把“君父”的地位列为最高等，违背了儒家的“人伦”。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社会格局会导致“自私”了。因为这种差序格局把公与私的边界设置得非常模糊，非常有弹性。就像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样，一切以“修身”为核心向外推演：先修身，为此可以牺牲家；齐家时可以牺牲国；治国时可以牺牲天下。当一个人牺牲国时，他可以说是为了家，家在他看来就是公；当他牺牲国家为他自己的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了公，为了小团体的公。站在任何一个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往外看才是私。

在这样的乡土社会结构中，想要做到“对事不对人”根本就不可能。比如说，很多人会痛骂贪污犯，但如果是自己的父亲贪污，他不但不骂，还要替父亲遮掩一下。还有更过分的，他会一边伸手向父亲讨要那些贪污得来的钱，一边大骂别人的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他更是能找到一堆的理由给自己辩解。

差序格局的存在对乡土文明中的“家庭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社会，最基层的团体是小家庭。在人类学上，家庭有明确的界定，即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是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生育功能是短期的，等到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会脱离原生家庭，去实现自己生育儿女的功能。所以家庭这个团体是暂时性的，家庭的主轴是横向的夫妇关系，子女永远是配角。

但在东方的乡土社会，因为同心圆的涟漪效应，小家庭会衍生为大家族，原生家庭和小家庭密不可分。而且，儒家的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见，在大家族中，主轴是纵向的父子关系、婆媳关系，而夫妻间的横向关系却变成了配轴。现在很多家庭中暴露出来的婆媳矛盾、父子矛盾，本质上都是家庭的主轴和配轴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传统的乡土理念与现代社会理念的冲突。

三、家族中的亲密感

西方人往往看不懂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本该亲密无间的夫妻却没有多少亲密行为，为什么兄弟之间明明属于两个家庭，却亲密到不能“明算账”的地步？为什么朋友一起吃饭要抢着付账？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接着差序格局，进一步了解乡土社会的文化伦理。

我们先来说“夫妻有别”。费孝通在下乡考察时发现，乡村的夫妻关系非常淡漠。即便是刚结婚的小夫妻，多半也是一大早便各忙各的。男人们去田里忙活，忙活完了就在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和同龄的男性闲聊。妇人家如果不下田，便留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偶尔去别人家找同样身份的小媳妇聊聊天。在采访中，有人说夫妻之间是“用不着多说话的”, 还有人说，他跟老婆“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就更别说有什么耳鬓厮磨的亲热与亲昵举动了。

巴金先生曾讲过这样一句话：“西方人是先恋爱再结婚，而中国人是先结婚再谈恋爱的。”说的就是夫妻间在结婚前根本就没多少感情。但即便结婚后，夫妻间真正能有恋爱感觉的也是少之又少。因为男人娶妻的目的性很明显，一个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一个就是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所以在古代有“七出”制度（就是可以休弃妻子的七种理由），女性不能生孩子，或者被公婆投诉不孝敬时，是会被赶回娘家的。横向的夫妻关系受到了纵向的父子关系、婆媳关系的压制，自然会变得淡漠了。

在“夫妻有别”之外，乡土社会还讲究“男女有别”，甚至严苛到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地步。在乡下年轻人中，你很难看到异性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哪怕是在街头巷口，往往是男人们聚一堆儿，女人们聚一堆儿，彼此之间基本不说话。为什么乡土社会有这个规矩呢？

从生理角度上看，男性和女性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为了生育，但要生育男女又必须要结合。所以说，男女的结合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异，而非基于同。我们都知道，要了解一个自己压根不熟悉的东西，其过程究竟会有多难，而男女谈恋爱、步入结婚殿堂的过程，就是一个求同的过程。这种求同的阻碍越强大，需要克服阻碍的创造力、创新性也需要更强大。

但乡土社会的“土气”注定了不敢接受这样的创造力、创新性，因为稳定才是第一位的，而创造创新则意味着要破坏掉稳定的社会关系。乡土社会不但不喜欢，而且害怕并强力压制创造创新，这就注定了要压制男女之间的“求同”过程，遏制他们探索彼此、相互求同的欲望，让他们之间不会发生激动人心的爱情。在此背景下，“男女有别”的理念诞生了，并被儒家纳入到礼教的差序格局中，把他们从身体到精神都尽可能地隔离开来。所以乡土社会要把所谓的“偷情”和“自由恋爱”视为大敌，在古代甚至要施加残酷的刑罚。

说完了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再来说说乡土社会中的兄弟之情。这里的“兄弟”是广义上的，可以拓展到亲戚身上。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一种文化越是缺乏变动，其血缘关系在其中的影响也就越大。”传统的农耕文明让我们很容易接受血浓于水的理念，这说的就是亲密的血缘关系。

亲密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大家族会抑制成员间的冲突和竞争，用情谊而不是法律来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因为每个成员都是自己人，是从一个根上长出的枝条，怎么能内斗呢？况且法律也很难处理这些冲突。因为在一个流动性很低的社会中，人和人相互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的，长期的，根本就没法一笔一笔地算清楚。而且这种账务还不仅仅涉及钱财，还有很多人情账。古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乡土社会中，不仅亲兄弟明算账很难，朋友之间也一样。就拿吃饭来说吧。西方的城市社会习惯于“AA”制，而乡土社会中则习惯于抢着付账，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一笔投资。一旦欠了别人的人情，这个人就得想着回礼，而回礼往往会比较重，意思就是让对方反欠自己一笔人情。就这样，通过人情的往来，乡土社会维持着熟人间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这笔账不能细算，“算账”这个词在乡土社会里等同于绝交，相当于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但乡土社会也需要一定的钱财交易，那该怎么处理呢？他们有自己的智慧。每个乡村都有定期集市，往往距离村子有段距离，在这儿你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你的某个亲戚背着一袋玉米，大老远地来到这里卖掉，然后又花钱在另一个亲戚手里买了两条鱼，大老远地拎回来。他们何苦要跑这段路呢？既然知道对方种玉米或捕鱼，直接串个门换一下不就行了吗？

但乡土社会中的人可不会这么想。对他们来说，跑这一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村子里，大家是不能明算账的亲戚，而到了集市上，大家就成了能明算账的“陌生人”，可以正常地进行市场交易了。这就是独立于“人情关系”之外的另一套规则，找一个独立的空间，戴上一个“无情”的面具，而从集市回到村庄后再把面具摘掉，重新融入到那个熟悉的“人情关系”网络中，这就是乡土社会的智慧。

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一旦“家务事”影响到了朝廷治理，那么清官也要主动出面来解决。在宋仁宗当政期间，一代名臣，清官文彦博、包拯就曾卷入到江州义门陈氏的“家务事”中。

陈氏这个家族位于江西省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公元731年，即唐朝开元年间，这个家族的第一代老祖先陈旺来此定居，之后这个家族落地生根，繁衍了332年，衍生了15代3900多人，从来没有分过家。一开始这个庞大的家族受到朝廷的关注，把它视为“上慈下孝”的楷模予以表彰。唐僖宗作诗赞颂：“问道江南谁第一，咸称惟有义门陈”。宋朝皇帝则赐对联“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并让书法家裴愈题写了“天下第一家”的匾额，因此世人皆称江州义门陈氏为“天下第一家”。

但一个家族如果过于庞大，就会给统治者带来一定的威胁。到了宋仁宗时期，名臣文彦博、包拯建议要防患于未然，强制这个家族分家。宋仁宗同意了，以陈氏“孝义太盛，应散至各地作忠孝典范，教化民风”为由，于公元1027年七月，派人监督他们分家。

圣旨一下，皇命难违，但怎么分家成了一个大难题。义门陈家最后一任族长陈泰提出了一个方案，把全族一起吃饭用的最大的那口锅悬在祠堂最高的房梁上，摔下来后摔成多少片就分出多少家。最后，大锅落地，摔成了291片，这也就意味着陈氏这个大家族要拆分成291户，并分布到全国各地去。

在包拯的主持下，朝廷派人统计陈氏家族的产业，把在义门之外的土地、房产，包括河南郑州、光山，湖南长沙，湖北黄冈、武汉，安徽安庆、潜山，山东惠民，四川松潘、泸州，江西南昌等地的所有产业，平均分为291份。朝廷派出军队、公用车辆帮助并监督这291个小家庭去往全国七十多个区域定居，整整耗费了9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分家大业。

义门陈氏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下旨并指派官员监督分家的家族，这次分家也成为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规模最大的家族性迁移。这个家族虽然分裂了，但家族的精神并没有分裂。分迁各地的陈姓人纷纷在门首悬挂“义门世家”或“江州义门”的匾额，所以后来才有了“天下义门出江州”的说法。

结语

讲到这里，《乡土中国》这本书就讲完了。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讲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色，也就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土”，第二个字是“笨”，第三个字是“私”。第一个字名副其实，第二个字存疑，第三个字则根植在我们的农耕文明基因里，城市也未能幸免。因为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像一圈圈涟漪那样，每个圈圈对外是“公”，对内是“私”，所以公私之间界限不明，非常有弹性。书中也讲到了为了维持稳定，乡土社会发展出“男女有别”和“人情社会”“无情集市”等一系列机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大家族亲密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建设加快，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虽然已经基本解体，但这些让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魂”并没有消散，它们仍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现代中国。它曾帮我们的民族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有跟不上时代的弊端。就像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希望在现代气息的冲撞下，乡土社会能摆脱束缚，让这种土气能够焕发新的生机!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6869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

【编辑：拾月拾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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